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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失去的隱秘:智能家居技術的采用與家的重構 | 2023-01-31 |
| 文章来源：由「百度新聞」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https://new.qq.com/omn/20230129/20230129A00F2J00.html" 物聯網正在賦予日常設備新的技術架構，使其能夠自動感知和收集周圍環境的信息，并且做出自主決定。作為家庭物聯網代表的智能家居技術，通過這些新的技術架構重塑了家的“可見性”，將原本私密的、隱蔽的、休閑的家庭空間轉變成了開放的、可見的、生產性的空間，家庭作為新的殖民地被卷入全球資本主義網絡。本文通過整合與分析智能家居技術已有研究成果，從“進入家庭之前的技術劇本”、“進入家庭之后的殖民化”以及“連接的背后”三個環節探討智能家居技術如何通過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工作進入家庭，又怎樣重塑家庭空間與家的文化概念，同時揭示了技術平臺背后日益增多的“家庭量化部門”。本文為探索與反思物聯網技術對于家庭、文化、管理、隱私等各個領域的深遠影響提供了啟示。在現代社會，家一直被看做是一個私密性的空間，“是區分公共和私人的重要場所”（Shapiro，1998：275）。這種語境下，隔絕性和不可侵犯性成為家的重要特點。“家作為私人領域享有特權，人們在這里可以放飛自我，保持親密關系以及受到保護”（Kumar&Makarova，2008：330）。然而，家并不是一個靜態的幾何空間，由于家是由社會關系和物質實踐構成的，因此也會根據更廣泛的經濟、文化和物質條件而不斷發生變化（Dodge&Kitchin，2005）。隨著越來越多的技術，特別是物聯網等信息通信技術滲透到家庭中，這些技術正在重新配置家庭，不斷轉換家庭空間并催化出新的空間特性（Dodge&Kitchin，2009）。物聯網是指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配備傳感器和互聯網的日常設備，自動感知和收集用戶與周圍環境的信息，與人、物、環境進行無縫交流，并且能夠通過機器學習做出自主決定（VanDeursenetal.，2018；Lupton，2020）。更重要的是，物聯網通過感知用戶及其周圍環境，將其轉化為創造數據的資源，進一步將“社交媒體中根深蒂固的監控商業模式擴展到新的領域——家庭”（Bunz&Meikle，2018：31），從而將它們作為新的殖民地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網絡。因此，作為家庭物聯網代表的智能家居技術促使原本私密的、休閑的和自主的家的概念受到挑戰，傳統的家庭邊界正在逐漸消失。鑒于此，本文將在深入梳理與分析智能家居技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技術與家庭的互嵌關系為切入點，探討智能家居技術如何進入家庭，原本作為私密空間的家如何被技術組織起來，進而被資本殖民化的過程，以更好地理解智能家居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權力媒介在重塑家庭空間與消費實踐中的作用和影響。首先，本文簡單回顧以往的媒介技術如何重塑家庭空間，對歷史的追溯能夠讓我們在動態的時間線上觀察技術對家庭空間的形塑過程；其次，本文梳理了在智能家居技術進入家庭之前所做的意識形態工作，以及在智能家居技術進入家庭之后，如何利用其技術架構在家中為用戶創建出一組新的實踐與意義，而這些實踐又如何服務于技術平臺的商業利益；此外，揭示了智能家居技術背后（除了技術平臺之外）的“家庭量化部門”，以更完整地勾勒智能家居技術的權力圖景。在結語部分，本文進一步探討了作為當下新興媒介的智能家居技術對于家庭空間的殖民化如何重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一、理解家的變遷：從電視到智能家居技術與家庭之間的互嵌關系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廣播進入私人空間和家庭生活所帶來的空間的改變。廣播將公共空間流通的符號體系和意義帶入家居的私人空間，從而導致全國人民能夠在家中共享一套文化和一種全新的公共生活（Scannell，1989）。這種轉變隨著電視的普及進一步深化，西爾弗斯通（Silverstone）認為電視的家居化馴化，能夠在家庭空間中產生雙重勾連。首先，電視成為家庭空間中與各種物品共處的一個物品，成為家庭的一部分；其次，電視能夠使得社會、文化甚至體制內流通的意義體系進入家庭空間，將家庭與電視節目等攜帶的社會層面的意義體系勾連在一起。此外，電視在家庭空間的入侵還促使一種新的量化技術——收視率也隨之進入家庭，將收視行為變得可見與可計算。盡管廣播、電視將信息傳送到家庭中，但這些信息流通常是單向的。通過數字技術，家則能夠嵌入實時雙向網絡中，家用電腦將互聯網帶入家中，互聯網“將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帶入家庭，但也將家庭的一部分帶入外部世界”（Shapiro，1998：282）。一方面，“互聯網將‘不規則的’和以前不可能的社交能力走私到了私人領域的核心”（Bakardjieva&Smith，2001：72），與此同時，當個人在家中通過網絡向家外的人披露其個人信息時，他雖身處私人空間，但同時也參與了線上的公共活動（Thompson，2011）。而手機等移動互聯網設備的普及，不僅實現了信息的雙向流通，而且其可移動的特點還能夠保持人與人之間的“永久連接”（Katz&Aakhus，2002）。在傳統的家庭空間中，“門和墻不僅可以在物質結構中將家庭的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分隔開來，而且可以作為法律依據，來清晰地劃定私人生活的權利邊界”（Zhao，2021：2）。然而，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其越來越深入地嵌入家庭當中，改變了原本由門和墻在物質結構上所區隔出的封閉的、私密性的空間，促使家庭成為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的混合體，信息由此可以“自由”流動于家庭內外的空間，家不再是傳統的隱秘之所，而是成為一個傳播樞紐（Meyrowitz，1985），家控制其私人空間和限制他人入侵的能力被削弱。至此，“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經由媒介技術而不斷得以重構，并日漸脫離實體空間的羈絆，兩者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處于不斷的協商和沖突之中”（Thompson，2011）。此外，工業化的發展促使工作和家庭也逐漸分離，家庭開始代表休閑的空間，家庭之外才是工作的世界（Shapiro，1998；Kumar&Makarova，2008）。而媒介技術重新整合了工作和家庭、生產與休閑的界限，家庭互聯網的普及意味著人們可以在家中使用個人電腦開展工作。手機中即時通訊工具的流行，使得雇主期望身在家中的員工也可以在微信上隨時獲得聯系。通過媒介技術，公共空間的工作成功地侵入了家庭的私人空間（Mazmanianetal.，2013），尤其在后疫情時代與網絡社會彈性工作制崛起的背景下，居家隔離、居家辦公常態化，家的功能與屬性正在不斷拓展延伸（Maalsen&Dowling，2020）。正如Morley所說，“通信系統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銜接不同的空間（公共和私人、國內和國際），在這樣做的時候，必然會跨越不同空間的邊界”（2000：87）。然而，隨著監控基礎設施在家庭中的擴散，這種休閑與生產的整合并不僅僅是由傳統工作在家庭空間中的滲透帶來的，而是由一種無意識的數據流動造成的。相比互聯網，物聯網是一個再中心化的、商業化和封閉式的圍墻花園（walledgardens）（Goulden，2019），其核心基礎設施掌握在技術平臺手中且高度不透明。而智能家居技術作為家庭物聯網代表，“不僅是圍墻花園（walled?gardens），更是監獄院子（prisonyards）”（Lutz，2019：143），其分布式、嵌入式、永遠在線的傳感網絡能夠使得信息收集“從以往針對性的、有目的的、離散的收集形式轉變為永遠在線的、無處不在的、機會主義的不斷擴大的采集形式”（Andrejevic&Burdon，2014：19）。如果說電視促使社會、文化甚至體制內流通的意義體系進入家庭空間，那么今天的智能家居則使得數據能夠“自由”流動于家庭內外的空間。智能家居技術通過人與人、人與物以及物與物的連接，實現了對人、環境及互動的持續不斷、無處不在的全面監控，根據算法對人們進行評估和分析來預測其未來行為，為家庭提供自動化服務，家庭中原本普通的家居物品得以智能化。然而，這種“智能”意味著在為用戶提供各種使用活動的同時，將原本屬于家庭的決策能力分配給智能家居技術，將家庭內部數據傳輸到家庭外部更廣泛的基礎設施，原本私密的家庭具有了“可見性”。這種“可見性”與監視、控制相聯系，能夠組裝和改造空間，從而進行權力的控制（福柯，19752019；Haggerty&Ericson，2006；劉濤，2015），這是智能家居技術與家居空間互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落點。隨著智能家居技術促使原本作為私密空間的家獲得可見的形式，家的“可見性”可能成為一個供求市場，其中誰對誰可見以及什麼值得以什麼代價去看，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蘊含著政治和權力的張力。由此，智能家居技術將其使用與可見性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家庭空間的“去私密化”，并超越消費的范疇。具體來說，一個家庭一旦采納此類技術，并將之激活，其家庭的日常實踐，比如家庭成員的飲食結構、作息規律、睡眠狀況、能源使用情況等細顆粒度的數據，統統能夠被智能家居技術平臺所監控與收集，并在聚合匯總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面的家庭畫像，對家庭進行數據分析和社會分類，從而將家庭日常活動所產生的數據納入資本生產鏈條當中。通過這個過程，原本私密的、隱蔽的、休閑的家庭空間將逐步轉變為一個開放的、可見的、生產性的空間。以上對家與媒介技術關系的歷史回溯，我們得以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媒介技術在進入家庭的過程中，是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和協商各種私人公共、內部外部、休閑生產的物質和社會邊界”（Humphry&Chesher，2021a）。物聯網技術的發展，要求我們更加關注當下作為家庭物聯網代表的智能家居技術如何重塑傳統的家庭空間。因此，本文將按照“進入家庭之前的技術劇本”、“進入家庭之后的殖民化”以及“連接的背后”三個依次遞進的環節，更加詳細地考察智能家居技術如何通過一系列意識形態工作介入家庭，以及在進入家庭之后如何通過其新的技術架構來重塑家庭空間，而在整個重塑的過程中除了設計與生產智能家居的技術廠商，還有哪些主體參與其中，以及這些過程將對我們的家庭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二、進入家庭之前：智能家居平臺的技術劇本作為一項新興技術，早在智能家居進入家庭之前，技術平臺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工作”展開對家的殖民化過程。具體來說，在此過程中技術平臺往往會通過“技術劇本”與用戶進行溝通，從而建構技術的使用方式與社會意義（梁君健，陳凱寧，2020）。“技術劇本”是“設計者植入技術的愿景（vision）”；是“設計者為用戶所設計的一系列標準行為和使用情境”，可以被貫徹到廣告、營銷等實踐中（Akrich，1992：208；梁君健，陳凱寧，2020：78；Chambers，2021）。在電影制作中，劇本可以限制演員的行動，以保持劇情（Oudshoorn&Pinch，2003）。技術劇本則可以提供用戶的行動框架，從而封閉和穩定技術的使用與意義（Akrich，1992）。“技術劇本”并不一定會直接告訴用戶要怎么做，可以通過動員某些概念、著重描繪與宣傳某類使用情境來指導智能家居技術在家庭中的使用，而這些概念或情境又設想了一個怎樣的世界？這個世界包容了誰又排斥了誰？什麼樣的行動在這個世界是合理的？這些具體的圖景則能夠進一步形成技術使用的社會規范。最終，“技術劇本”將能夠影響接下來用戶對技術的想象與實踐。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通過“分享”的概念，鼓勵用戶不斷地貢獻出自己的數據，并將這種貢獻建構為無價值的行為，通過“分享”將用戶數據轉讓給廣告商等第三方，將平臺與廣告商等第三方之間的商業關系神秘化（John，2013）。優步、愛彼迎通過“平臺”的概念，將自己描繪為一個中立的工具，僅僅負責通過數據和算法為所有用戶提供免費和平等的參與機會，因此他們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同時也掩蓋了生產和維護平臺服務所需的勞動力（Gillespie，2017）。而智能家居技術則鼓勵“連接”，通過家居物品之間的“連接”，使線下實體空間與家庭內部的日常生活能夠被轉化成數據，輸送至外部的技術平臺；他們將傳統家庭生活建構為麻煩的、不夠舒適的、不安全的，隨后，通過在“技術劇本”中承諾一系列的“便利”（Huberman，2021）、“照料”（Sadowski，2021）、“安全”（Bridges，2021）來解決這種“有問題”的生活方式，從而模糊“連接”與控制的界限，使監控技術的部署合理化。因此，有關智能家居的“連接”、“便利”、“照料”與“安全”等概念不僅能夠影響用戶感知技術的方式以及以此為據的技術實踐，同時提供了一套技術愿景來維系監控基礎設施的正當性。除了商業報告中反復出現的眼花繚亂的概念，智能家居具體的商業廣告也會影響用戶對技術的想象與實踐。比如，廣告中所呈現的智能家居使用的性別分工情境會引導和影響家庭中實際家務勞動模式的劃分，進而可能導致現實生活中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技術使用（Chambers，2021）。Chambers（2021）通過對智能家居營銷廣告進行分析發現，男性和女性并沒有被“技術劇本”平等地邀請參與智能家居技術，由于智能家居技術需要通過一系列技術工作來安裝、操作與使用，產生了更多的技術性家務勞動，并加深了數字家務和傳統家務之間的分工，男性被“技術劇本”鼓勵成為精通技術的主體，他們能夠熟練地安裝、設置與維修智能家居，對智能家居設備擁有更多的掌控權，而女性卻在智能家居設備的使用上被邊緣化，只能被動地接受男性設置的技術標準，而這種性別化“技術劇本”則可能導致家庭內部技術使用的不平等。在社交媒體時代，智能家居的“技術劇本”還能夠更巧妙地嵌入網絡博主所創作的產品開箱視頻中。不同于精通技術的鄰居、朋友和親人等傳統的“熱心專家”（Bakardjieva，2005），許多網絡博主化身為“在線熱心專家”（Neville，2020），例如他們在YouTube視頻中面對粉絲來開箱新興的電子設備，同時對所開箱的電子設備進行自己的評價，解答粉絲提出的技術問題，而這些在線熱心專家的評價與解答能夠引導家庭購買和馴化新興技術的過程，影響他們對技術的感知與使用。由于這些網絡博主與其粉絲所建立的親密關系（Baym，2015），他們在開箱視頻中對技術的評價被認為是客觀的，與銷售人員相比，他們更被用戶信賴。Neville（2020）通過對YouTube上智能音箱的開箱視頻及其留言區的評論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在線熱心專家往往會避免對智能音箱的隱私和監控問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甚至表現出對監控文化的順從（比如，“在線熱心專家”從來不鼓勵用戶去閱讀亞馬遜智能音箱的終端用戶協議），以便使得智能家居技術能夠順利進入家庭。在中國的Bilibili、微博以及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中，同樣涌現出一批聚焦科技垂直領域的“在線熱心專家”，他們的“開箱”與“試用體驗”視頻通常也會受到相關品牌方資助，與YouTube上的同行類似，他們一方面希望能夠與品牌方合作來進行變現，一方面又需要和粉絲保持相互信任的關系，在中國社交媒體語境中這些“在線熱心專家”所描繪的“技術劇本”也會受到技術平臺的影響，但是其具體的特征與邏輯則有待進一步的調查與分析。在技術進入家庭之前，智能家居平臺通過“便利”、“照料”與“安全”等話語促進了監控基礎設施部署的合理化；通過不平等的性別化“技術劇本”鼓勵家庭中的男性成為精通技術的主體，對智能家居設備擁有了更多的掌控權；通過與“在線熱心專家”合作，利用開箱視頻來引導用戶，模糊了智能家居的隱私和監控問題。智能家居技術通過一系列意識形態工作，促使監控基礎設施的部署自然化、合理化，邀請和說服用戶熟悉這些智能家居技術，參與到技術平臺所打造的“制度”當中，從而使得智能家居技術能夠順利進入家庭，維持和延續監控資本主義。也就是說，智能家居在家中的殖民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這些技術在家庭中的生存和擴張往往還需要一整套修辭、愿景與意義。然而這些“技術劇本”只是家庭殖民化的第一步，接下來我們將通過智能家居技術架構的相關研究來闡釋智能家居技術進入家庭之后如何開展殖民化過程，也即智能家居技術平臺如何在家中搭建一個全面監控的技術架構，通過對家庭生活的數據化和外部化來獲取價值，將整個家庭及其日常生活不斷納入日趨擴張的全球資本主義網絡之中，使其受制于技術及其背后的資本和企業（Couldry&Mejias，2019），并在這個過程中剝奪了家庭管理私人空間和限制他人入侵的能力。三、進入家庭之后：智能家居的技術架構與家的殖民化我們通過梳理相關成果來闡釋智能家居在進入家庭之后，其技術架構是如何制造能動，為用戶創造一組可能的實踐與作用，同時還需要看到這些能動的背后更為隱秘的結構性規制。比如，Facebook、抖音等社交媒體上的“點贊”（like）按鈕，用戶可以利用它們發展出各種能動的用途與意義，但同時它也能夠促使技術平臺計算與測量用戶的喜好與參與度，從而完成用戶的“數據化”（Zuboff，2015；姚曉鷗，毛家驥，2022）；YouTube、抖音等平臺的技術架構能夠為內容創作者提供機會來實現自己的創意、獲得收入，但最終這些行動都必須在平臺應許的框架之內并最終服務于平臺自身的商業邏輯（Postigo，2016；Lin&deKloet，2019）。在智能家居技術的案例中，我們會發現，智能家居的技術架構一方面為用戶提供了連接控制、家庭照料與兒童陪伴的便利與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些便利、作用，或者進一步講其技術架構與更深層次的制度化的權力模式緊密相連，將智能家居技術轉變為監控基礎設施的架構，從而允許智能家居技術能夠從家庭成員及其環境中提取數據，將家庭納入一個不斷擴張的數據基礎設施網絡之中，最終使其服務于智能家居技術平臺的商業利益。1.空間連接：家的可見性與外部化內置語音助手的智能音箱是近年來智能家居中影響最廣泛的技術之一，作為物聯網生態系統的“入口”級產品，智能音箱不僅能夠通過語音控制來購物、播放歌曲，而且“通過其網絡化、分散化、永遠在線和遠程連接等空間可供性，能夠時刻與家庭中甚至家庭以外的其他智能設備保持連接與控制，從而導致家庭空間中其他設備的重新馴化，并重新定義了家庭和外部世界之間的界限”（Brause，2020）。比如，亞馬遜的智能音箱可以與3500多個品牌的1.2萬多臺設備進行交互，用戶通過這些智能音箱能夠靈活連接與控制家庭中的照明、冰箱、空調等家用設備，即使用戶身處家外，也能夠通過智能音箱來檢查與監控家庭日常活動的情況。然而，在考察智能家居技術架構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看到技術為用戶所提供的可能的作用與便利，更需要看到在這些作用的背后“數據積累的需求與邏輯是如何在根源上塑造了技術可供性”（Zuboff，2015：77）。比如，智能音箱通過人與物以及物與物的時刻連接，實現了用戶對智能設備更加全面的控制。但是，這種連接不僅能夠保持永不間斷，而且具有擴張性。當家庭購買一個智能家居設備之后，往往需要購買其他智能設備與之相連接，才能實現家居設備的智能化。表面上看只是智能家居物品在家庭空間的擴散，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不同家居設備的連接與相互操作，意味著他們還會進行數據共享與聯通。由于不同的智能設備往往由不同的生產廠商制造，因此智能家居技術平臺（比如，國外的亞馬遜、谷歌，國內的百度、阿里巴巴）也必須與其他家居設備的生產商（智能冰箱、智能照明等具體的家居設備生產商）進行合作，甚至共享數據。最終通過這種人與物、物與物以及機構與機構的連接，物聯網技術不僅為用戶的生活帶來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將家庭納入一個不斷擴張的數據基礎設施網絡之中，并驅動智能家居設備不斷地積累家庭數據，實現家庭空間的可見性與家庭數據的外部化。傳統的家庭空間是隱蔽的，其中人與物以及物與物的關系是不可見的，而智能家居技術通過傳感器之間的感知與連接，追蹤家庭中每個用戶與設備以及設備與設備之間產生的“行為盈余”（Zuboff，2018：102），并將其“數據化”（vanDijck，2014），從而使得這些原本不可見、不可知的家庭空間變得可見與可計算。在可見性的基礎上，物聯網技術通過將家庭數據實時輸送至商業平臺，實現了家庭內部與外部的相互連通，使家的內部信息實現外部化，將家庭作為一個節點，連接到了更廣泛的全球資本網絡之中。因此，實現家庭日常生活可見性與外部化的過程正是私密性、休閑性的家庭空間走向開放性、生產性空間的關鍵機制。更重要的是，智能家居技術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家庭生活的深度自動化，促使家庭中最平凡的家居物品能夠自行運轉來組織家庭生活，家庭的權力由此移交至智能家居技術，于是這種表面上的聯通與控制最終可能會促使用戶失去自主權。2.界面設計：平臺化家庭與模糊監控焦慮智能家居技術不僅僅是孤立的物質性人工制品，還是一整套的智能系統，其背后往往還圍繞著豐富的軟件和數字基礎設施（Lupton，2020；Hepp，2020）。也就是說，在這些智能音箱、智能能源監測器的背后，還存在多個軟件系統和數字平臺來進行連接與控制。因此，用戶不僅僅是在與前臺實體設備進行交互，還會與中臺的手機應用程序、后臺的算法和數據進行互動（VanDeursenetal.，2019）。但應用程序的界面并非中立，而是會根據其自身的目標來形塑用戶的體驗，引導用戶的使用實踐（Norman，1999；Stanfill，2014）。具體到智能家居技術中，其界面設計則通過“重塑家庭的物質可能性和規范性來干預家庭生活”（Goulden，2019），比如Goulden（2019）通過考察谷歌Home和亞馬遜Echo界面中家庭賬戶的設計，發現兩個平臺的家庭結構設計將家再次設計為一個由傳統核心家庭構成的單一場所，從而忽略了家庭結構、家庭角色的多元性。此外，谷歌和亞馬遜所設計的家庭賬戶將消費確立為家庭實踐的中心，依據家庭成員不同的消費能力來分配其在智能家居界面中的權力。因此，表面上看，智能家居平臺是將數字技術整合到家庭中，但實際上通過種種設計，谷歌和亞馬遜將家以平臺家庭的形式融入平臺資本主義，從而完成了家的平臺化（Goulden，2019），平臺資本主義的邏輯已經開始壓倒甚至改變原本家庭的邏輯。智能家居技術中的語音用戶界面（VoiceUserInterface）設計的聽覺特征同樣能夠影響用戶的認知與情感，從而引導用戶和智能家居之間的互動（Humphry&Chesher，2021b）。許多研究已經發現智能音箱會有意地采用女性化的名字、聲音、角色和個性特征，這加固了性別刻板印象（Humphry&Chesher，2021b），但是除了帶來性別刻板印象，這種女性化語音設計還有沒有其他的意義或者說能更進一步地帶來什麼影響呢？Wood（2021）認為智能語音助手往往會采用女性化的名字、聲音、角色和個性特征，在家中提供一種更容易接受的和類似“照料”的監視形式，利用性別刻板印象來緩解用戶圍繞人工智能虛擬助理的監控焦慮，進而成功邀請家庭參與親密的數據交換形式。因此，如果說智能家居技術的空間連接促進了網絡化的、數據化的和自動化的系統在家庭中的整合以及監控基礎設施在家庭中的擴散，可能會“引起‘照料’和‘控制’之間的新的緊張關系”（Sadowski，Strengers&Kennedy，2021），從而有可能引發用戶的監控焦慮，那么這種語音界面設計則能夠通過女性氣質的聲音界面設計模糊監控基礎設施，掩蓋了用戶與平臺資本主義的關系，使家庭中的監控設備迅速擴散，促進了個人數據商品化和監控資本主義（Wood，2021）。3.智能玩具與兒童的數據化除了智能音箱以外，智能聯網玩具也被帶入了越來越多的家庭，它們成為許多兒童忠實而聰明的玩伴，然而這些智能聯網玩具的目的不僅僅是陪伴兒童成長，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陪伴來完成兒童的數據化。Holloway（2019）認為，19世紀以來的勞動法改革與義務教育促使兒童成功地從有償勞動隊伍中退回到家庭和學校，然而近年來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兒童再一次作為經濟對象被納入市場當中。不過，這一次產生經濟價值的不是兒童直接的體力勞動，而是他們自身所產生的數據。具體來說，隨著兒童可穿戴設備、智能玩具進入家庭中，它們將成為“智能家庭集合”（Maalsen，2020）的一個子集，即使兒童身處私密的、安全的家庭空間，他們的身體、位置、活動、交流以及認知發展也能夠被數據化，從而接受其父母、技術平臺以及第三方組織的多重監控（Lupton，2017）。首先是兒童的可穿戴設備，通過藍牙和wifi技術能夠實時監測有關兒童健康、位置或身份的信息（Mascheroni&Holloway，2018）。其次是智能玩具，傳統的玩具與兒童的關系是單向的，然而今天的智能玩具與孩子的互動程度更高，它們配備了強大的聆聽、觀察和互動功能，通過實時數據收集、處理和機器學習，來提供個性化的游戲和學習體驗。因此，這些智能玩具有其區別于傳統玩具的技術可供性，比如“擬人性”、“情感黏性”和“便攜性”（Berriman&Mascheroni，2019），這些可供性使得智能玩具更像是移動媒介，而不是傳統的普通玩具，它們能夠模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主動要求兒童與其進行互動，贏得兒童更多的信任與依賴（Berriman&Mascheroni，2019），從而深度融入兒童的生活，產生更多的游戲數據。這些數據不僅面向父母，“允許其對兒童進行有目的、常規性的親密監控”（Leaver，2017：153），同時也對智能玩具的技術平臺可見，從而促使家庭空間中最應受保護的兒童卷入平臺的數據采集與生產的循環之中（Holloway，2019），而這種數據監控對家庭來說非常隱蔽。兒童在數據市場的被發現與數據化，促使智能家居技術完成對家庭最后一個成員的監控。如今，智能音箱、智能玩具等越來越多的智能家居設備逐漸融入許多家庭的日常生活，構成了家庭“監控基礎設施”（Andrejevic，2019）。像電視與手機一樣，智能家居技術同樣正在重新定義家庭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界限，這些技術通過將家庭的活動與環境“數據化”（vanDijck，2014），實現了家的“可見性”，并將這些家庭數據“外部化”，也即將家庭數據輸送至家庭外部的技術平臺，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家居物品的連接與自動化，原本家庭對私人空間的自主權也被割讓給了智能家居技術。因此，這種“數據化”、“可見性”與“外部化”形成了一套家庭空間的生產性機制。在之前的傳統消費時代，我們將物品購買回家，整個消費過程就此結束，而今天的物聯網技術將家庭消費，更具體地說將人們在家庭空間中接觸或使用智能家居技術的過程中所展開的每一項活動都納入資本的生產鏈條。技術平臺通過這些監控基礎設施入侵以前資本無法進入的私密性生活空間，將家庭變成了一個由監控基礎設施組成的市場化網絡，自動地捕捉人們在家庭空間中的所有活動數據，并且促使這些數據自由流通于家庭內外，使原本私密的、隱蔽的、休閑的家庭空間轉變成了開放的、可見的、生產性的空間，從而可能實現智能家居技術平臺對家庭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四、連接的背后：更多的“家庭量化部門”以上討論智能家居技術時，總是默認其背后是各種技術平臺。然而，智能家居技術背后往往是跨行業整合。具體來說，這種整合是兩條路徑的平行運作：技術平臺及其背后的平臺經濟向多個傳統商業部門的擴張，以及傳統商業和社會治理機構的智能化與平臺化，并以之與其主體功能職責進行整合。因此，智能家居技術不僅促進了技術平臺對家的殖民化，其潛在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意味著它同時也會受到（除技術平臺以外）更多“社會量化部門”（socialquantificationsector）（Couldry，2018）的關注與利用。Couldry認為，“社會量化部門”是捕獲日常社會行為并將其轉化為量化數據的公司，是數據殖民主義的主要參與者。根據本文的具體語境，我們將其定義為“家庭量化部門”，即那些致力于捕獲家庭日常實踐并將其轉化為量化數據的機構。隨著智能家居技術入住家庭之中，也意味著更多的“家庭量化部門”被邀請進入家庭中，他們不僅僅是上文所提到的技術平臺，更有社會治理部門與傳統商業機構。而這些“家庭量化部門”的目標也“不僅僅在于跟蹤人類行為，更重要的是能夠規范與塑造人類行為”（Zuboff，2015）。1.智能家居技術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治理方式近年來，智能家居技術作為應對能源效率、氣候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的可能方案開始成為政策討論的熱點。比如，智能能源監測技術能夠實時監測家庭的能源消耗，督促家庭做出節能選擇。家庭智能醫療監測技術和家庭監控能夠使老年人在家中安全獨立地生活。智能家居技術所宣揚的可持續效益促使政府越來越希望將其納入政策，促使其作為治理過程的一部分（Sophia&Maalsen，2019）。不少歐美國家已經開始在家庭中推廣智能能源監控系統，它可以通過傳感器、顯示器等外接設備向用戶提供家庭中每個設備能源消耗情況的實時反饋，從而將原本不可見的電力等家用能源變得可見（Hargreaves，2013；Lanzarone&Zanzi，2010）。首先，這種可見性是針對家庭自身的，通過智能能源監控系統所提供的家庭能源實時使用情況，用戶可以自主調節家庭電器的使用。其次，智能能源系統也會使資源使用模式，甚至家庭日常活動模式對家庭之外的組織可見（因為根據家庭能源的使用情況往往能夠推測出家庭日常活動模式），比如，政府能夠通過這些數據對家庭進行更加精準的監督和征稅（Maalsen&Sadowski，2019）；進行社會實驗，計算實施某項環境政策的真實精準效果（Tironi&Valderrama，2021）。當政府擁有這些真實的家庭數據，不僅可以了解家庭的能源使用情況，更重要的是能夠以悄無聲息的方式計算、預測甚至引導改變家庭的真實環境行為（Gabrys，2014；Tironi&Valderrama，2021）。通過將這些政府主導的智能能源監測系統帶入家庭，智能家居技術正在建立新的數據共享和控制機制，改變家庭的可見性，重塑家庭的邊界，促使公共部門滲透進了私人領域，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間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這些本來作為私密空間的家庭轉變成了治理的場域。更重要的是，這種傳感器網絡的治理模式是“環境”的（Gabrys，2014；Andrejevic，2019；tironi，2021）。福柯（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提出了“環境性”（environnementalité）的概念，他認為環境條件的改變可能成為實施監管的新方式。Gabrys（2014）發展了福柯的“環境性”概念，來解釋智能城市中的監控治理模式為什麼不太傾向于控制人口，而是通過環境治理來實現（Gabrys，2014：36）。這種環境治理模式同樣也是智能家居技術的治理邏輯，該模式通過無處不在的傳感器網絡能夠對家庭實施悄無聲息和持續不斷的數據監控，通過實現家庭環境的可見性來引導家庭實踐，或者根據環境數據促使智能設備自動調節家庭的物理環境，編程家庭的日常生活，甚至將家庭作為環境感知節點連接到更廣泛的智能社區網絡、智能城市網絡中進行計算，將效率作為家庭生活方式的最佳指導原則。換句話說，智能家居技術的傳感器網絡促進了治理方式的轉變，“控制的工作不再通過內部進行的紀律規范，而是通過傳感器、探測器和媒介從外部環境進行”（Andrejevic，2019），“從國家強制實施的固定標準轉向基于海量真實數據的實時預測監管模式”（Tironi，2021）。在經典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家作為私人領地享有特權，原則上它是隱遁于社會或體制的觀測之外的。但實際上社會治理部門一直以來都試圖通過各種技術進入家庭的私人領域，這些技術在家中進行了不同權力形式的空間實踐。廣播、電視通過將宣傳信息帶入家庭，形塑家庭觀眾的特定意識形態（Scannell，1989）；作為數字時代治理技術的智能家居則能夠在“智能化”的技術愿景掩護下順利進入所有家庭，直接規范和塑造家庭成員的行為。2.智能家居技術作為新的盈利模式如果說社會治理部門將智能家居視為一種能夠促使家庭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那么保險、金融與房地產等傳統商業機構則將其視為一種新的盈利模式，這些傳統商業機構通過在家中布置監控基礎設施來推動監控資本主義的邏輯在家庭空間的滲透（Maalsen&Sadowski，2019）。比如，不少保險公司開始轉向數據驅動的保險模式，嘗試將智能家居技術與保險業務相結合。“他們可以通過與技術平臺合作，來訪問技術平臺所收集的家庭數據；或者建立自己的智能家居系統，通過為投保家庭提供免費的傳感器系統來直接獲取家庭成員數據”（Maalsen&Sadowski，2019：121）。傳統保險系統的基礎是“有限的信息（沒有人可以提前知道未來）和長期的信息不對稱（客戶不會向保險公司透露他們擁有的所有信息）”（Cevolini&Esposito，2020）。然而，當保險公司能夠獲取投保人大量的行為數據后，保險公司不僅能夠了解投保人的各種信息，而且還可以通過投保人大量的數據來建立模型，更加精準地預測投保人的未來。盡管保險公司一直在宣傳通過對家庭生活的數據監控和保費個性化，每個家庭都只需為自己家庭的真正風險付費（Cevolini&Esposito，2020）。然而，這種基于算法的風險評估和定價模式將對家庭進行更加細致深入的區分。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往往能夠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保費可能更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往往不能保障健康的生活方式，保費則會更高。最終可能的結果是，“風險最大的個人，也是最需要保險的人，因為無法負擔保費，將不得不失去保險；而風險較小的個人支付的保費則相反，因此他們也不需要太多保險”（Cevolini&Esposito，2020）。傳統上，保險系統理應通過概率定律將風險分攤到投保的同質風險群體中，以進行風險管理，加強社會團結，而極端的個性化算法則會促使以團結為中心的社會公平的初衷走向以區分為中心的精算公平（McFal，2019，Kiviat，2019）。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私營部還是公共部門都希望能夠采用智能家居技術來發展監控能力，滲透進家庭的私人空間，他們或是希望實現商業盈利，或是進行社會治理。盡管表面上看他們是兩個相互分離的系統與體系，但實際上，智能系統需要大量的數據和先進的技術來支持，由于社會治理部門自身缺少技術創新，往往需要與技術平臺、傳統商業機構等私營部門進行合作，來建立全新的數據共享機制、技術系統和治理機制。與此同時，技術平臺與傳統商業機構也希望能夠通過社會治理部門將自己的技術系統與產品合法地滲透進家庭基礎設施中，悄無聲息地進入家庭，獲取家庭的日常數據，甚至能夠對家庭行使一定的治理。因此，智能家居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Tironi，2021；徐偲骕，洪婧茹，2020）。五、結語本文的核心關注是智能媒體時代傳播媒介與空間的互構關系。通過聚焦智能家居技術對家庭空間的殖民化過程，力圖豐富和拓展當下國內傳播與空間互構這一研究領域（潘忠黨、於紅梅，2015），重新審視經由智能媒介技術的使用和消費而發生的公共與私人空間邊界的模糊和沖突，并思考這種邊界變化對個人生活、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具體來說，隨著家居智能技術的日益普及，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界限隨之愈發模糊和流動，作為私人空間的家庭，在主體無意識地給予許可（consent）的狀態下，被置于監控監視（surveillance）的觸角之下，成為數據網絡的一部分，原本私密的、不可見的、休閑的家庭空間轉化為開放的、可見的、生產的空間，家庭作為新的殖民地被卷入全球資本主義網絡，使其“永久服務于智能家居平臺及其剩余價值的生產”（Goulden，2019），而“可見性”則是影響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落點。正如以往的研究所表明，新的信息和傳播技術不僅正在轉變社會的時間結構，也在重塑地方和空間的意義。電視將社會、文化甚至體制內流通的意義體系帶入家庭；互聯網則能夠將家嵌入實時雙向網絡之中，這些媒介技術通過其技術架構一次又一次地重塑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限。然而，新的媒介技術將舊問題再次提升到新的高度，當智能家居技術成為家庭基礎設施，與以電子媒體為基礎的家居媒介進入私人空間相比有哪些變化？智能家居技術所帶來的嶄新的空間實踐，“正在不斷地重塑社會空間和社會關系，一邊創造出特定的空間，一邊打破空間原有的邊界，家在這種流動中，呈現出不斷拓展的延展性”（Allon，2004：260）。與以往的媒介技術相比，智能家居技術的技術架構正在促進家庭及其活動的全面數據化。如果說家庭互聯網收集的是家庭成員的線上行為數據，那么家庭物聯網則能夠同時收集家庭的線下環境數據。這種數據化帶來家的“可見性”，也即將家庭置于“數據凝視”之下（Beer，2018）。一方面，智能家居技術向家內的成員提供可見性。通過將部分數據開放給家庭，促使家庭成員成為“自我觀察者”，在智能家居技術的幫助下優化其家庭生活，但同時也將自己塑造為自我管理的主體，時刻回應智能家居技術的提示與激勵。在這個層次上，智能家居技術更類似于福柯意義上的“自我技術”（1997）。另一方面，智能家居技術向家外的技術平臺、社會治理部門和傳統商業機構等“家庭量化部門”提供“可見性”，家庭中日常行為被以更大的范疇、更小的幅度納入外部數據考察體系中，為接下來的價值轉化與利潤生產做鋪墊，使得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與此同時，智能家居技術所帶來的自動化的全面監控可能超越“全景監控”的象征性權力，進一步導致智能家居技術對家庭空間的“可操控性”，將家庭改造為一個媒介化空間，充滿各種各樣以數字平臺為中介的服務，這使得“家庭量化部門”不僅能夠在外部觀察家庭，能夠通過數據來對家庭進行計算與分類，而且只需簡單地調整其服務技術標準，就能夠自動調整家庭環境，最終干預甚至改變家庭成員的行為。通過“智能化”的邏輯，智能家居技術能夠制定家庭運轉的規則，從而能夠繞過家中的人類，通過自動化系統來取代人類決策。家的自主權悄無聲息地讓渡給智能家居技術及其背后的“家庭量化部門”。因此，智能家居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監控基礎設施，它們通過對家庭空間的連接與擴散打造一個“全面監控的世界”，創造一種全新的紀律形式與治理能力，能夠確保權力拓展到原本作為私人空間的家庭，以適應監控資本主義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當智能家居技術成為一種家庭基礎設施，家庭通常不再能夠自主地選擇加入或退出，監控最終將是正當的。正如Andrejevic（2019）所說，“自動化監控是‘可操控的’，因為它將干預置于監控設備的象征性權力之上；它的治理模式是‘環境’的，范圍是‘無邊界的’。它們不僅合謀重新配置監控的能力和應用，而且在極限上也取代人類的判斷”。此外，“馴化”和“殖民化”是兩個作用力相反的過程，它們構成了技術與家庭空間之間的互構過程。于是，在技術對空間的重塑過程中，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又是如何體現的？也就是說，本文所探討智能家居技術對于家庭空間的殖民化是媒介重塑空間的一個面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完全是數據和監控基礎設施的結合。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需要看到家庭的能動性，一個家庭往往擁有自己的“道德經濟”，他們往往以特定方式將技術帶入家庭。家庭絕不是完全被動的存在，智能家居技術在進入家庭的過程中，也會遭遇家庭的馴化。更重要的是，對智能設備的馴化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這就意味著智能設備的使用可能會存在認知、態度以及使用上的差異，因此，不同社會背景的家庭會根據不同的道德經濟順從、改造甚至抵抗技術，比如，技術平臺所創建的“技術劇本”并不總是能夠被家庭理解，即使家庭理解了技術劇本，也不能保證他們會完全服從這個劇本來行動，家庭同樣可以開發出自己的“用戶劇本”（Akrich，1992），而不同的劇本之間則會產生摩擦（Tironi，2021）。智能家居技術在改造家庭邊界的同時，家庭也會進行“邊界管理”（boundarymanagement）（Ollier-Malaterreetal.，2019）。此外，這個重塑的過程還發生在一個更大的網絡中，該網絡包含著更多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等結構性因素（VanDenEede，Goeminn&VanDenBossche，2017）。本文所梳理的大部分研究來自歐美國家，而在不同體制下，塑造智能家居技術的利益、邏輯和目標可能不同，智能家居技術的采納可能引發不同體制邏輯介入家庭的私人空間。這些細節意味著在家庭遭遇智能家居技術的過程中，將會產生巨大的張力，而這種張力能夠為我們提供理解智能家居技術與家庭關系的新方式，也可以成為未來研究的著力點。最后，本文的探討對于國內傳播研究領域也有一定的啟示。通過分析智能家居技術如何重塑家庭空間，本文探討了智能時代傳播媒介與空間的互構關系，重新強調了空間的可塑性：空間絕不只是靜態的幾何空間，而是承載著各種社會實踐與意義，并被技術、資本和權力持續征用與改造。在此基礎上，我們分析了由智能技術所帶來的公與私、虛擬與現實邊界的模糊，以及對于當下的個體及家庭來說這種邊界的模糊意味著什麼。今天這些以傳感器、物聯網為基礎的智能技術開始日益普及，未來隨著智能技術的深入發展、全面智能化社會的到來，技術將會繼續影響和改變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虛擬和實體的界限，因此未來需要更加深入地對該領域進行經驗性分析與批判性反思。與此同時，時間是另一個重要研究維度，每一次媒介技術的創新與變革同樣也會帶來時間的變化，比如，時鐘創造了一種標準化的時間，從而幫助資本控制工人的生產時間來生產剩余價值（Thompson，1967），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則能夠創造“日歷時間”（例如，國家節慶活動）和“日常時間”來安排人們的日常活動，從而縫合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Morley&Silverstone，1990）。因此，未來研究或許可以從時間的維度，探討智能技術如何影響和改變家庭的時間與節奏。總而言之，智能技術或者說技術對于時空的塑造，是一個值得持續研究的重要議題。（方格格郭珂靜：《失去的隱秘：智能家居技術的采用與家的重構》，2022年第11期，微信發布系節選，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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